遣隋使：日本推古天皇朝派遣到中国隋朝的使节团

遣隋使的介绍

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朝派遣到中国隋朝的使节团。当时日本圣德太子摄政，公元600年、公元607年、公元608年、公元614年四次遣使入隋。

公元607年和608年日本两次使节为小野妹子。隋也曾派使臣裴世清赴日。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派人来学佛法，促进佛教的流通。所以使臣之外，有僧人随同前来。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遣隋使的背景

日本史学界基本认为，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随着我国隋朝建立，东亚各国迈进了一个新时代。六世纪初传入日本的佛教，是促使日本古代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于随着汉译佛教典籍的传播，汉字的使用逐渐普及。

佛教做为一种文化的代表，给当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极深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部分统治者的思想主宰。公元五八七年，用明天皇病重时，《日本书纪》中有如下记载：天皇诏群臣曰，朕欲归三宝，卿等议之。

从这一记载中天皇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已达到何等的程度。日本推古天皇时，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诏皇太子及大臣，令兴隆三宝”，国家正式受容佛教。从而，“是时，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从此可见，崇佛之风是如何之盛。

遣隋使的目的

根据中日历史文献记载分析，求佛法和学习隋文化，是遣隋使来华的主要目的；但从客观方面观察，为确保其在朝鲜南部的利益，也是日本人来华的目的之一。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地缘关系也逐渐引入了遣隋使来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习佛教

佛教交流一直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遣隋使作为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常态化的一个开端，佛教文化的交流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隋书·倭国传》记载了607年小野妹子率遣隋使团来华用意：“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时逐渐传播开来，并与我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民族宗教之一，成为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周武帝推行极为严厉的废佛政策，毁坏佛寺佛像，强令僧尼还俗，许多僧尼扫地出门。

隋朝建立后，重兴佛教。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虔诚地在三宝(佛、法、僧)之间忏悔北周废佛之罪；还多次下诏各地兴建寺院、佛塔，招请和剃度僧侣，组织翻译佛经。据说，隋朝有寺院3985所，僧尼236200人。

遣隋使小野妹子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这表明当时日本圣德太子为首的执政者们，已经十分了解隋朝的情况。6世纪后期，日本国内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推古天皇即位初，苏我马子势大。

在此形势下，圣德太子只能谋求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抑制豪族权臣以实现天皇主政的中央集权统治。在此过程中，日本统治者发现由大陆移民传入的佛教，是统一思想的极其有效的工具，于是把佛教提升到政治的高度，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推行，使之成为国教。

圣德太子在其制定的《宪法十七条》第二条中就规定：“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可见，圣德太子崇佛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他急欲从隋朝引进佛教，也是为了以此为手段，用神权伸张皇权。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派去数十名僧侣学习隋朝复兴的佛法。

推古天皇十六年，为护送隋使裴世清而派遣第三次遣隋使时，小野妹子带去的8人中，僧俗各半，足见日本使团中佛教色彩之浓厚。

学习文化

当时，日本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急于借鉴中国政治、经济和制度，以形成自己的律令制度。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中国优秀文化，遣隋使中的成员，大多是留日汉人的后裔，即“归化”汉人。第三次遣隋使所带的8名成员，他们或系指定居日本的汉人后裔，或系指那些“熟悉汉字，稍通华语”的日本汉学家。这一遣隋使团在华时间较长，为他们充分汲取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